我常常想，像我这种毕业于乡间大学、赤手空拳创业的人，应该如何与毕业于一流大学、在大企业工作过的人们共事，应该如何度过自己的人生。同时，我还经常思索如何用人人都能明白的方式将这些朴实的道理表现出来。于是我发明了一个方程式：人生·事业的结果=思维方式×热情×能力。人从出生到死亡，其人生及事业的结果取决于“能力”“热情”和“思维方式”这三要素相乘的结果，即人生和事业的结果取决于这个人拥有的“能力”，对人生和事业的“热情”，以及以何种“思维方式”对待人生和事业。我提出领导者首先要有“能力”。领导者必须思考战略战术，必须具备工作所需的专业知识。领导者要求具备较高的“能力”。但是，有的人虽有能力，却无法让人感到他的“热情”。这种倾向在毕业于名牌大学的高才生身上表现得尤其明显。他们自觉头脑聪明，往往不肯认真踏实地付出努力。他们想，“只有头脑迟钝的人才会从早到晚一味傻干，我那么聪明，那些工作对我而言简直易如反掌”，因此对工作不肯投入。相反，有的人尽管头脑不够机灵，但起早贪黑，埋头苦干，不惜粉身碎骨， 对工作充满了“热情”。“能力”与“热情”的分值范围为 0～100分，而且它们之间不是相加而是相乘的关系，其结果对人生将产生巨大的影响。按照这个公式，假设毕业于优秀大学、 头脑聪明的人的“能力”为90 分，那么毕业于普通大学、能力平平的人就是60分。接着，假设珍惜宝贵的人生、不愿浑浑噩噩、百无聊赖地活着，从而付出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对人生全力以赴的人，其“热情”为90分，那么那些不愿起早贪黑刻苦用功，只想纵情享乐、 得过且过的人，其热情就为30分。即使能力不高，只要拥有加倍的热情，愿意付出努力，即60分（能力）×90分（热情），也能得出5400分的结果。即使“能力”高达90分，但为人好逸恶劳，“热情”只有30分，其结果为2700分，只有前者的一半。如果“能力”和 “热情”之间是相加的关系，那么这两种人的结果没有多大差距，但如果是相乘的关系，其结果就会出现巨大的差别。按照这个思路，即使能力并不出众，但只要“付出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就有可能超越能力优秀的人，获得优异的成果。在这里，还需要考虑“思维方式”这一要素。思维方式的分值范围为-100～+100。因为是乘法，所以一旦思维方式为负，哪怕只是极小的负值，其人生和工作的结果便立刻变为负数。这么一来，“能力”和“热情”的数值越大，结果的负值反而变得越大。换句话说，这一方程式充分体现了“思维方式”的重要性。它反映出一个人的思维方式、品格、思想、哲学及人格对其人生而言，是最为关键的要素。
当时，每当我讲述这些原理原则，部分人马上表示抵触：“拥有怎样的思维方式是我的自由。为什么进了京瓷，就必须遵从京瓷的思维方式？这是对个人思想的钳制，我们生于自由民主的社会，有权保持思想自由。京瓷将自己的思维方式强加于人，岂非可笑！”这使我非常苦恼。“持有何种思维方式的确是个人自由，但如果对大家的思维方式放任自流，就绝不可能将工作做好”——尽管经营企业的资历不深，但我坚信这个道理，因此仍旧坚持向员工讲述“京瓷哲学”这一企业思维方式。然而，想要让员工认同、接纳这些思维方式绝非一朝一夕之功。记得当时我遭受了许多抵制和争议，内心感到非常痛苦。同时，公司外部也同样表现出轻视“思维方式”的倾向。有一次，我和年纪大我一轮、待我十分亲厚的华歌尔创始人一起，在京都袛园一角成立了一个企业家俱乐部“ELEVEN”。当时，俱乐部里聚集了许多企业家。有一天，我在那里与一个比我年轻两三岁、经营女装的企业经营者发生了争执。他是企业的第二代继承人，也就是所谓的太子爷，毕业于名校，先是进入银行工作，后来继承了家里的企业。他头脑聪明，致力于用先进的企业管理方式经营企业。当我讲述自己对经营的看法时， 他马上反驳道：“稻盛先生，你说得不对，我是这么想的……”于是我们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华歌尔的创始人平时不会参与讨论这么复杂的话题，但当时，他突然对那位太子爷怒声呵斥道：“你在胡说些什么！闭嘴！”对方被突然喝令“闭嘴”，瞬间愕然失语。他接着训斥那位太子爷：“稻盛君基于自己的人生观，把企业经营得有声有色，而你却唱反调，说他的思维方式有问题。把你的经营和稻盛君比一比！你们的业绩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单单把思维方式放在一起比较，讨论谁对谁错，这种做法本身就很可笑。如果你的企业经营得比稻盛君出色，你或许还可以说他的思维方式有问题，可你和稻盛君本来追求的目的就不相同，根本就无法相提并论。”我认为华歌尔创始人的意思是，归根结底，思维方式根据每个人追求的目标而大相径庭。想达到的目的地不同，实现的过程也不相同，于是“思维方式”也会发生变化。追求的目的不同，自然谈不上彼此思维方式是对还是错。我想，华歌尔的创始人用独特的方式表达了这个观点。我们可以用“登山”来比喻“应该拥有怎样的思维方式”。如果要爬附近的低矮山丘，只需以郊游的心态，身穿常服，脚穿运动鞋就能实现。可若想征服阿尔卑斯之类的雪山，就必须配备相应的装备，更不要说攀登珠穆朗玛峰了，那更必须身怀攀岩技术，配备各种各样的装备，接受严格的训练。正如攀登的山峰不同，需要的准备工作和装备也不相同，一个人追求的人生、经营目标不同，他所持有的“思维方式”的境界也截然不同。若想攀登世界最高峰，就必须坚持艰苦的训练。但经营者往往轻描淡写地认为，“如果一直持续艰苦训练，身体就会垮掉。而且如果部下工作得太辛苦，心情不愉快，就不会追随自己”。京瓷成立时，只有28名员工，租借了京都市中京区西京原町一家叫宫木电机制作所的企业的仓库作为厂房。28个人当中，有7名是随我从之前的公司辞职，或从其他公司调来的人，剩下的20名员工都是刚刚进入公司的高中应届毕业生。我每天把他们集合在一起，对他们讲道：“现在我们虽然还是中小企业，但我们先要成为原町第一，接着成为西京第一，继而成为中京区第一，京都第一，日本第一，乃至世界第一！”我一直向他们反复宣扬这一论调。可是，单是想要成为西京地区第一，就必须超过区内一家看似一辈子也无法超越的大企业。这家企业叫做京都机械工具公司，是一家生产汽修专用扳手之类工具的企业。更不要说中京区还有岛津制作所。岛津制作所近几年因为出了诺贝尔奖获奖者而名声大噪，不过当年它就是一家高科技企业，连我读大学时研究所使用的分析仪器也是由它制造的。在内心深处，我也认为要超过这些拥有先进科技的大企业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尽管如此，我还是坚持向员工讲“要成为世界第一”。要想向这些领先的大企业及一流企业逐渐靠拢，单靠寻常的努力是追赶不上的，为了达成追求的高目标，我努力地向全体员工共有与之相应的“思维方式”。京瓷一直以来都在制定高目标，因而在公司步入正轨之后，我也一丝不苟地贯彻清教徒般的“思维方式”。为此我还遭受过媒体记者的中伤，说“京瓷疯了”。有的记者还断章取义，抓住我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创造划时代发明与伟大发现的人都必须步入疯狂的境界”，用发狂的“狂”代替京瓷的“京”字，揶揄京瓷为“疯狂陶瓷”。同时，也有的经营者说：“快乐工作、轻松经营是我们公司的风格。稻盛先生的经营风格太清苦、太苛刻，还是我们这种轻松愉快的公司能让员工感到心情舒畅。”对这种批评我根本不去辩驳，因为我所追求的企业和那些追求活得轻松愉快、同时在经营中也奉行轻松愉快风格的人截然不同。我追求的目标是开拓一个从未有人涉足的、全新的精密陶瓷世界，让京瓷成为世界第一的陶瓷公司。要想成就这样的企业，光靠嘻嘻哈哈、轻描淡写的思维方式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要实现这个目标，就难免选择饱尝艰难困苦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