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垣曲县东跨王屋，西踞中条，南界黄河，北接太行，山环水绕，沟壑纵横，地貌复杂。地势西北高、东南低。主要山峰东北有舜王坪、锯齿山、流流山、皇姑漫等，海拔均在1500米以上，其中舜王坪海拔2321米，为垣曲县最高峰;北有园谷炉山、天盘山、教尖秸等，海拔均在1650米上下;西有余家山、歪头山、大凹山、蚁山等，海拔均在1300米左右境内较大河流有毫清河、流西河、板涧河、西阳河、五福涧河等, 均由北而南注入黄河。河流两岸多为狭窄的河谷平原,灌溉方便，人烟稠密，为主要农作区。
地貌-全境地形的水平轮廓近似一个极不规则的四方形。地理坐标为：东经111度31分-112度10分，北纬35度00分-35度39分。东界-西界最宽间距63KM，北界-南界最宽间距58KM。最高海拔2358M(历山的舜王坪)，最低海拔167M(西阳河和黄河的交汇处，窑头乡的马蹄窝)。
传说-在很久很久(亘古)以前，大山深处隐藏着一块天神仙地(蘑菇)平原，两条(允西河、亳清河)小河，一条(黄河)大河静静流淌，河水清幽，水质甘醇，岸边绿草肥美，绿树成荫，处处鸟语花香，尤如世外桃源，深得天神王母娘娘的喜爱，放着天上的瑶池不待，就喜欢骑着天马到这方土地游玩，在小河里戏水，在草地上溜马，常常乐不思“天”。 这就是人间天堂(亘古)风水宝地(垣曲)。
在天马的守护下,王母娘娘过着安静祥和的日子,与世无争,与世隔绝。人类的发祥地(莲花台、龙凤胎)萧然的就在这里诞生了~~~~~~。
《天马歌》：腾空蘑菇山，奔跨黄河畔，悬空行万里，与巨龙为友。
风水宝地：垣曲县古城镇(老县城)是镶嵌在黄河这条玉带上的一颗明珠，闪烁了数千年。所谓明珠，这里是人类始祖起源之地，在寨里村发现有曙猿灵长类化石，在五、六十万年前，有人类活动的足迹;这里是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有数千年的文明史，自“周召分陕”就出了名：这是三晋一大门户，是晋豫陕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中心，这里有著名的三山(凤凰山、鸡笼山、狐山)，三岭(凤翻岭、风化岭、赵家岭)三河(黄河、允河、亳清河)，两坪(童子坪、寨坪)，两滩(东滩、西滩)，两寨(董寨、葛寨)，两坊(进贤坊、安民坊)，还有一渡两坡三庄四头，即：一渡为济民渡;二坡为南坡、北坡;三庄为莘庄、北窑庄、邓家庄;四头为么头、店头、南堡头、北堡头。
建县之因：
垣曲县城为何建在古城，过去选择城址，讲求风水，此地四山如垣，黄河带绕，襟山带河，龙盘虎踞，正是设置城廓的最佳之处。尤其是北有帝舜衣食之所，西有圣汤誓众之地，在此建城，丰基可依。再加麻姑山景奇于南北，中条、王屋列于东西，濒居凤台，在此建城，可承舜汤之遗风，可瞻黛嵋之胜景，可接少祖之地脉，可闻九曲之涛声。古人云：垣虽僻邑，城临胜地。
上溯城史，源远流长，远在周朝，此处即为“周召分陕”之地。汉代置垣县，隶属河东郡。建城于此，称阳壶城。北魏设邵郡，郡治即此。西魏改郡为州，州治仍在此地。以后历代或置白水，或置青廉，或置亳城，或置长平，此地仍为封建王朝区域性的统治中心。宋代复称垣曲，元朝延旧，清朝用之，古城一直延袭到1409年，这里一直是垣曲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中心。
建城必筑墙，有城必有关，城内置两坊，城外设四关，城开三门，南北西向，南曰万安，北曰富春，西曰永增。东不开门，说法不一，万历和崇祯年间，增设南北瓮城，加高城墙，加固城垛，增设敌楼，深挖护城壕，创修护堤，至光绪年间，东西北城墙高3丈，南高2丈，均阔一丈，增高砖垛1066个。1936年，城廓基本定型，登高俯视，城墙因地走势，弯曲不直，城面高低不平，长宽不等，环城墙周长2500米，高7米，阔3米，护城堤为891米。
城内建筑，阔绰众多，概括起来为三大楼八大坊，四大祠，二十五座庙、观、寺，十一座祠堂，民间有四大花园，六大绣楼，店铺作坊，一街两行，官府民宅栉比鳞次，私塾学堂、星罗棋布。所有的一切显得边城高雅古风，可惜的是许多高大建筑均毁于日寇侵垣的战火之中。
舜乡文化之地：
古城这块地方，从自然条件看，无疑是垣曲的金三角，从历史地位看，是有悠久的文化中心，古城的史地人文，可谓整个舜乡大地的一个缩形。仰韶文化，下川文化，三晋文化，华夏文化都集中的反映在黄河岸边这块古老的土地上，这里不仅有着相当发达的农耕文明，而且体现着深厚而古老的都城文化底蕴。
①、从旧石器到细石期乃至新时期的许多遗迹和遗物在我县均有发现，且分布之广，古城地带的店头、堡头、城关、寨里、莘庄、小赵分布着许许多多古人类活动的遗迹，从考古队发掘出土的盆、罐、瓶、鼎、钵、樽、斧、镰、弑、刀、锄等证实了当时先民文化生活的先进性。
②、传说时代的古城文化跃然纸上。《孟子》一书载：“汤居亳，与葛伯为邻”。1958年考古学家顾颉刚先生讲：“汤居亳，就是在垣曲。”按照此说，必有葛伯城，1986年，洪庆观商城遗迹的发现和发掘，完全可以证实顾先生的论断。
古城作为垣邑之都，已有千余年历史，这里的山水田园均展现着舜乡古今文明。
这些舜乡大地文化发展，都是在大禹治水之后，经若干万年舜乡人民的共同努力而把舜乡大地建设得美丽富饶，但这美丽富饶的大地由于水域面积增大，随着缓慢地下沉，100万年这里还会形成大禹治水前的海洋一样。是否能阻止舜乡大地下沉这个奥秘，还有待个各领域的科学家、地质专家，去进行探讨。
1)垣曲古城东关考古
最近出版面世的《垣曲古城东关》(下简称《东关》)报告，全面刊布了中国历史博物馆等单位在1982—1986年间对山西省垣曲县古城镇东关遗址的发掘资料。其中史前文化遗存包含了几近完整的晋西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序列，即东关一期(枣园遗存)—东关二期(半坡类型)—东关三期(庙底沟类型)—东关四期(西王类型)—庙底沟二期文化—中原龙山文化(三里桥类型)。东关遗址发掘出叠压打破关系异常复杂的新石器时代各类遗迹500余个和丰富的的陶、石、骨角牙器等文化遗物，将这样的考古资料系统化无疑需要报告的编撰者具有很高的学术素养和良好的驾驭材料能力。东关考古资料的整理工作历时14年，作者对资料的潜心研摩和用功之深由此可见一斑。作为本世纪初推出的一本重要学术论著，《东关》报告不仅将会因为考古资料的科学性和完整性受到学界的重视，而且也必能深化晋西南地区新石器时代的考古研究。
一、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探索
20世纪90年代初，翼城枣园村1号灰坑的发现为探讨晋西南的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提供了线索。研究者将此与半坡文化早期同时或略早的“枣园遗存”分成以枣园1号灰坑和侯马褚村一期为代表的早晚两期。根据折沿盆、瓶、深腹罐的口沿，陶钵的腹部形态判断，东关一期的中晚段遗存与枣园遗存面貌相同，而一期早段具有同裴李岗文化相似的双耳壶、敞口碗以及近同北首岭下层的碗、钵、盆等器物，故推测其年代可能稍早。东关一期不仅扩大了对枣园遗存时空范围的认识，而且对于探索本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渊源同样有着重大意义。东关一期遗存表现出从新石器时代中期向晚期过渡的性质，类似性质的遗存在距今7000年左右从甘肃东部沿渭河、黄河中下游一带直至京津地区皆有分布，具有时代的共性。孙祖初将它们分为下王岗一期、下潘旺和北首岭三支文化。从文化因素的分析结果看，东关一期遗存的罐形鼎和弦纹鼓腹罐等确实受到了来自豫中地区的文化影响，然而其稳定的瓶、盆、钵组合及器物自身的鲜明特点使我们有理由认为晋西南的枣园一类遗存不宜被纳入下王岗一期文化的范畴之内。近年来有报道说河南渑池班村和陕西临潼零口也有类似枣园1号灰坑的遗存发现，由于几处地点皆地处晋豫陕交界区域，文化面貌上存在一定的相似性并不难理解，但它们与枣园遗存的文化关系尚需有关材料发表之后才能定论。
二、半坡类型与庙底沟类型的关系
几十年来学界在半坡和庙底沟类型关系问题上的承继说和平行发展说一直相持不下，学者开始认识到建立在有限考古资料基础上的争论并无助于问题解决，在庙底沟类型分布的中心区寻找更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存才是关键之所在。受这一思路指导，80年代以后考古工作者在晋西南地区先后发现了东关二期、翼城北橄一、二期遗存以及时间更早的东关一期和枣园1号灰坑等遗存，这些资料为理顺半坡和庙底沟的关系提供了可能。东关二期、翼城北橄一、二期遗存的时代和文化面貌同芮城东庄村接近，但东庄显然受到了来自半坡类型的更多影响。综合考察晋西南地区仰韶文化前期的器物，主体因素可分成两群：甲群包括杯形口尖底瓶、红顶钵、葫芦口瓶、敛口罐和彩陶中的条带纹、三角纹等因素，它们因在半坡类型中习见而显系自关中地区传来;乙群因素可见折沿曲腹盆、深腹罐、敛口钵、环形口的平底瓶和彩陶中的弧边三角、弧线和圆点纹等。很显然，乙群因素中不少为后来的庙底沟类型所继承，并发展成为该类型典型文化特征的一部分。在甲乙两群因素之外，还有一些“变形”了的因素。最明显的例子莫过尖底瓶了，其细长的体态显然与关中鼓腹、矮胖的尖底瓶不类，而口部形态有的已呈双环状的雏形。东关、北橄的这些遗存虽只相当于半坡类型的晚期，同晋西南地区更早的枣园遗存在时间上尚有缺环，但文化内涵的联系，如瓶、罐、折沿盆的传承关系却是一目了然。同时，枣园遗存中的环状口瓶的发现也使我们有必要重新思考庙底沟类型的双唇口尖底瓶的口部是由半坡类型杯形口“逐渐压扁”而形成的观点。然而，在枣园遗存中并未见到弧三角，弧线和圆点纹，这些彩陶纹样的来历依然是一个未解之谜。根据晋西南地区新发现的材料可以看出，此区域庙底沟类型中显然融入了不少以枣园遗存为代表的早期土著文化因素，这些因素在北橄一、二期时或更早的时候因受到半坡类型的强烈影响而逐渐被改造。庙底沟类型的形成可以说正是土著文化因素在外来因素刺激下发生“异化”的过程。
三、关于庙底沟二期文化
结合近年对庙二研究的部分成果和《东关》报告所提供的丰富的庙二阶段遗存，现可总结对庙二的认识如下：其一、庙二分布的中心区域在北界蛾眉岭的晋西南运城、垣曲两盆地及隔黄河相望的豫西地区;其二、晋南的汾、浍三角地带、晋中、关中东部和西部也是庙二的分布范围，然而这些地区的庙二在形成过程中受到了各自区域内先行文化和周边同时期其他考古学文化的不同影响，文化面貌上不完全一致，可以视为庙二的不同地方类型;其三、以和鬲的有无作为判断庙二的始终的标准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依此标准陶寺遗址的早期遗存显然属于庙二而东下冯第四层和西王村上层一类遗存则宜被划出;其四、在以往的研究中一般根据垣曲丰村、陕县庙底沟和垣曲东关遗址的部分遗存资料将庙二分成早、晚两期，现在可以根据《东关》报告提供的庙二阶段遗迹的层位关系及实物遗存把丰村遗址的部分单位从庙二早期区别出来，而将之与东关38、218号灰坑等单位并列为庙二的中期。同时，庙二的早、中、晚三期遗存还可根据研究目的的不同作进一步的分段研究;其五、晋西南地区的庙二遗存代表了本地区文化连续发展过程的一个阶段，它上承仰韶下接龙山，对其性质历来有属于仰韶文化或龙山文化早期或独立的发展阶段三说。我们以为正由于庙二遗存一方面同较早的仰韶文化西王类型及较晚的龙山时代文化皆有较多联系，另一方面又有自身文化特色及稳定的器物群，故将之作为“仰韶时代”和“龙山时代”之间的过渡阶段独立出来应该更为合理。
四、其他
东关遗址除提供了进行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实物资料外，其本身的一些文化现象也能引发对若干考古学理论问题的思考。较为突出的就是怎样去认识“过渡期”遗存及文化汇聚地带的考古学文化的性质问题。导致学界在庙二及枣园遗存性质上产生分歧的部分原因即与前一个问题有关。晋西南地区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在史前时代始终作为多种文化因素的汇聚地带，只是不同时期接受外来因素的强弱程度不一而已。如何认识这种文化交汇地区在某一时期(特别是几种文化因素表现的势均力敌时)文化遗存的性质，就成为研究者必须重视和思考的问题。以龙山时代的三里桥文化为例，正是由于文化汇聚而导致的晋西南、豫西地区文化因素的复杂性，使得学界至今仍存在将三里桥文化分别归入王湾三期文化和客省庄二期文化以及作为龙山时代独立文化(或类型)的不同观点。对此类问题仅仅依靠对不同文化因素的定性研究是不够的，在定性的基础上引入量化的分析才是解决分歧的关键。
2)夏朝 (公元前 2033 至 公元前 1562)
公元前二十一世纪至公元前十六世纪，是中国第一个王朝--夏王朝时期。标志着中国若干万年的原始社会基本结束，数千年的阶级社会从此开始，他的诞生成为中华文明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夏朝总共传了十四代，十七个王，延续近五百年。(夏朝的世系年代无定说，此为一家之说)
夏禹治水有功，开凿黄河三门峡(平陆)、八里胡同(垣曲)，被禪位为天子，成为夏王朝的建立者。禹即帝位后，都於阳翟(音「敵」，今河南禹县)，又曾都安邑(今山西运城夏县安邑)或平阳。他一再会合諸侯，並将中国分为九州(历來说法不一，有禹贡九州、爾雅九州、周礼九州等分別。一般乃指周礼九州，为扬、荊、豫、青、兗、雍、幽、冀、并)，定貢賦的制度。
九黎，三苗的侵擾，是遠古時代的严重编患。「少昊」、「顓頊」的時候，黎、苗继作乱，堯、舜曾征討，至大禹時代才将之平服。从此，长江中游平定，黎、苗不再北侵。这是远古对抗南方部族的一长期的艰苦战争。
禹既治平水患，又征服黎苗，功业甚大，因此得到「大禹」的尊称。大禹死后，他的儿子破坏禪让的传统，自立为王，恢复了黃帝王朝初期父子相传的古老制度。从此，王位的传子不传賢，实行世袭制度，开始了古人所说的「家天下」。这是一种政治上的进步。
夏啟即位后，很能继承大禹的事业，可惜死后，他的儿子「太康」无能，被一位诸侯首领、传說中「嫦娥」的丈夫「后羿」所逐。太康死后后羿立太康的之弟「仲康」为夏王，但实权操纵在后羿之手。仲康死后，其子「相」立，后羿被他的臣子「寒浞(音「濁」zhuoˊ)」所杀，又杀「相」自立。當「相」被杀时「相」的王后「緡(音「民」minˊ)」正在怀孕，逃奔到「有仍」(今山東济零县)，生「少康」。「少康」長大后，就收聚夏的残存势力，灭掉「寒浞」，光复夏王朝。史称「少康中兴」。少康之子「杼(音「注」zhuˋ)在位時拥有一支比较強大的武裝，彻底肃清了「寒浞」的势力，併征伐东夷，使夏王朝发展到了鼎盛。其后的五代六王，社会比较安定，经济持续发展。夏王朝的统治，东至东海、西連西河、北及燕山，南逾江淮。当时已经能冶炼较好的青铜，生产了不少的青铜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商品交換也有所发展。有了比较进步的阴阳合历和干支記日的方法。第十五代夏王「孔甲」，好方術鬼神、淫乱，引起諸侯的反叛，夏王朝逐渐衰败。「孔甲」再三传到「履癸」(夏桀)，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他不務修德，奢侈無度，杀人无数，四处用兵，老民伤财，以致民众反抗，諸侯叛离，终于被「商汤」所灭。